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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八旗養育兵制度的變化和實施問題

        作者:mac 來源:文閱期刊網 日期:2021-07-02 09:05人氣:
          摘    要: 雍正二年,清廷建立養育兵制度,并對其挑選、訓練、管理、職能做出了相應的規定。隨著八旗人丁的增多,清廷又采取了縮減錢糧、發商生息、精簡兵丁等措施來維系養育兵制度的發展。盡管如此,養育兵丁的私逃、身份冒替、偷盜和搶劫等行為卻時有發生。整體上看,養育兵制度的設立緩解了旗人生計壓力,補充了八旗兵額,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八旗制度的維護和完善。
          
          關鍵詞: 八旗; 養育兵; 制度變化; 旗人生計;
          
          Abstract: In the second year of Yongzheng reign (1724),Qing court set up army-maintaining system,and mad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on their selection,training,management and functions.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Eight Banners,Qing court took some measures such as reducing the amount of money and grain,making profits by loaning to merchants,downsizing soldiers to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army system.However,some behaviors such as their escape secretly,identity fraud,theft and robbery happened occasionally.Overall,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my-maintaining system alleviated the pressure of livelihood of the Eight Banners,supplemented the number of soldiers,and maintained and improved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in some degree.
          
          Keyword: the Eight-Banners; maintaining army; institutional change; livelihood of the Eight-Banners' members;
          
          養育兵是清廷為緩解旗人生計問題而設立的一種預備兵制度。學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養育兵的設立、選取、訓練、職能、影響等方面,部分成果也涉及養育兵身份冒替的問題1。但不足的是,現有成果未能厘清養育兵制度由始至終的具體變化過程,也缺乏對其生存境況的關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立足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及相關史料,擬就上述問題展開論述,敬請方家指正。
          
          一、養育兵的設立及相關規制
          
          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穩定,八旗人口出現了大規模增長的情況。據檔案記載,順治五年(1648),八旗男丁總數為346 931人,其中滿洲人丁數為55 330人;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八旗男丁總數為69 6681人,其中滿洲人丁數為15 4117人2。這意味著在70余年間,八旗男丁數增加了一倍之多,而八旗滿洲數增加了近兩倍。雍正二年(1724),清朝出現了“滿洲戶口滋盛,余丁繁多;蛴卸《嘀纛I,因護軍、驍騎皆有定額,其不得充伍之間閑散滿洲,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的現象。出于“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均系累世效力舊人”,“若不給以錢糧,俾為養贍,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的考慮,雍正帝遂決定于“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共選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3,每人各給三兩錢糧。[1]151-152
          
          具體方法是,“每旗滿洲挑取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漢軍八十名”,后又令80名漢軍為步兵,并改食二兩錢糧,由此可多得40名漢軍。[1]152換句話說,此時養育兵的實際數量為5120名,而各旗的養育兵數量分別為:滿洲3680名、蒙古480名、漢軍960名。這些養育兵每年共需錢糧172 800兩,僅滿洲養育兵的花費就占到了70%以上。由此可見,盡管雍正皇帝強調“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均系累世效力舊人”,但實際上養育兵的出現更多的是為解決八旗滿洲的生計4。
          
          雖然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的旗分佐領數目,有的“多寡不甚相遠”,有的則“多寡不同”,但經過君臣討論之后,決定依然以旗為單位、均勻選取養育兵。[2]有關養育兵挑選,總原則是“必實系貧乏、射箭好、可以學習之另戶余丁”5,“正身余丁”[3]863。實際上,當養育兵兵額空缺時,自首另記檔案人、另戶另記檔案人“均可照另戶例”挑補6,有軍功之人的后代也可以選補為養育兵或者馬甲7,甚至“步軍校、閑散云騎尉、驍騎校、護軍校、筆帖式等微員之子”[4]778均可挑補。
          
          除對旗丁有一定要求外,負責挑選養育兵的各旗官員同樣需要遵守相應的規制。以內務府為例,其養育兵的選補“應仿八旗挑補章程,一律辦理。嗣后著該司員將應挑幼丁,呈報該管大臣,于挑甲之日,親往挑補”[5]224。若“披甲及養育兵缺出,遺漏不行呈報挑補者,將該佐領、驍騎校罰俸一年,參領、副參領罰俸六個月”8。但若各旗官員隨意挑補養育兵,也會受到相應處罰。乾隆三十九年(1774),養育兵尚廉被查出捐納監生。在皇帝看來,養育兵“原為養贍貧乏之人而設,若伊等既能出資報捐,又何藉月糧糊口”,遂將負責辦理該養育兵事務之參領、佐領等人降一級留任,前任都統罰俸一年9。
          
          當旗丁被選作養育兵之后,需要接受相應的管理和訓練。養育兵每5日練習一次步射,每15日練習一次馬射,且涉及“長槍挑刀各藝”[6]3863。訓練時,驍騎校至參領,乃至副都統、都統都要前往監督,并“視其馬、步射之優劣,分別記名”。對于“馬、步射好記名者”,可挑選為護軍、馬甲。對于“飲酒、行止不端者”,則即行革退。若管旗官員徇私“容留騎射俱劣之兵丁”,一經查出,將其一并治罪。[7]644-645嘉慶二十三年(1818),英和曾因“盜犯蘇賽德系養育兵,未經審出”被罰俸6個月10。經挑選訓練之后,養育兵“可作為步軍、親軍、馬甲、前鋒、護軍、門軍、弓匠”,“或發往各省作為駐防”,“或為開墾新田耕種”,“或入義學讀書”等。[8]
          
          二、養育兵制度的變化
          
          雍正后期,隨著八旗余丁的逐漸增多,清廷開始對養育兵制度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乾隆元年(1736),清廷規定“嗣后選取養育兵,該都統于閑散余丁內,年壯可當差者照常選取外,如旗內幼丁并無產業及無執事兵丁錢糧可以養贍者,年過十歲,該參領、佐領據實俱保,該都統復核無異,即行撥補”[7]645,養育兵的挑補范圍得以擴大。乾隆二年(1737),經八旗都統議覆、鑲紅旗蒙古都統布蘭泰奏“將養育兵每月餉銀三兩改為二兩,其余銀增缺另補”11。乾隆三年(1738)12,清廷正式下令“滿洲、蒙古各旗原設養育兵,每二名出缺作為三名,照漢軍例各給銀二兩。滿洲、蒙古八旗每佐領下增足養育兵十名,漢軍八旗每佐領下增足六名,共增養育兵一萬七百七十余名”[7]646。另外,原先滿洲、蒙古4160名養育兵“盡數挑取新增護軍、領催、馬甲”。以上二者共缺額“一萬五千九百余名,由十歲以上壯丁內挑取”[1]153。“如有不敷,將九歲以下之余丁亦準選補。至鰥寡孤獨貧困無依者,不論年歲,均準選補”,養育兵的選取范圍進一步擴大。[3]865-866乾隆四年(1739),正紅旗蒙古都統查克等議奏“食二兩之養育兵,年十歲以上者,遇有紅事賞銀四兩,白事賞銀八兩”,并得到批準。[9]376乾隆十八年(1753),由于“八旗生齒日繁,用度不無拮據”13,清廷遂決定“嗣后養育兵每三名缺出,作為四名,再恩賞一名。各改銀一兩五錢,于原設養育兵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名外,勻出缺額五千四百四十名,再恩賞缺五千四十四名,共二萬五千二百十二名,食錢糧四十五萬三千八百一十六兩”14。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并非“一時全行裁減”[10]675,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圓明園護軍營及健銳營養育兵的餉銀才由二兩改為一兩五錢。[1]622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又“將裁汰鳥槍營馬甲米石、并移扎熱河馬甲米石,均勻分給無米之養育兵。每名一石八斗八升,春秋二季支領”15。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廷將養育兵的口糧改為春季領取。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改米石數為一石六斗。[7]647然而,享受米糧的只有滿洲和蒙古養育兵,漢軍養育兵并不在列16。之所以如此,可能正如清人所言“八旗宗室滿洲、蒙古、漢軍,次序井然,所以區別親疏也”[11]3。
          
          嘉慶十年(1805),清廷又將“差馬撥出二千匹,交與張家口放牧,計每月可省馬干銀五千兩”,以此來養贍八旗滿洲、蒙古閑散人丁。此次共添設滿、蒙養育兵3330名,其中包括圓明園護軍營、內外火器營各350名,健銳營183名。同時規定“毋庸給予米石”,且按照等級——“先挑無米養育兵,再由無米養育兵挑有米養育兵,再由有米養育兵挑馬甲”[1]155。之所以這樣規定,一方面是為緩解八旗餉銀壓力,一方面則是為提高養育兵自身素質。嘉慶十一年(1806),“八旗戶口又益增加”,朝廷決定從廣儲司和兩造辦處各撥銀10萬兩、戶部撥銀50萬兩,共70萬兩,發商生息,“每年共得息銀八萬四千兩”。除漢軍旗分外,共增設八旗滿洲、蒙古、圓明園、內外火器營、健銳營養育兵共4076名,內務府三旗及圓明園包衣三旗養育兵共324名,他們雖均不享受米糧,但是前者月餉一兩五錢,后者月餉一兩。[12]233值得注意的是,清廷費盡心力地添設養育兵,不僅是為安置閑散余丁,更是為保持旗人騎射的傳統。嘉慶帝曾坦言道“令添養育兵額,以裕旗人生計。但國家經費有常,格外之恩,豈可屢施”,“兵丁等嗣后益當感此殊恩,各以清語騎射為本,篤志練習,崇尚節儉,慎勿任意奢靡,妄冀屢邀曠典”[12]273。盡管如此,嘉慶后期養育兵數量已經大大增加,僅八旗驍騎營養育兵就達26 800余人。[13]84
          
          道光元年(1821),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等人提議削減部分綠營兵額以養育八旗閑散人員補選,具體辦法為:“于各省督撫、提鎮各標馬兵額內,酌分十分之五,作為旗缺。由各直省駐防八旗馬甲、養育兵內,就近輪流送補,責令三年充補足額。”其后,“駐防滿兵充補綠營之缺,以八成調取在京閑散旗人往補,以二成補本營駐防閑散”。另外,“在京旗人,有欲順隨外任親族之便,或情愿豫赴各省入于旗籍候挑兵丁自謀生理之人”,也準許“入該處旗籍”,但并不給予路費。通過該方法,清廷希望“京外各旗人生計頓充,且使各直省軍容雄壯”[14]448-449,但實際效果甚微。清廷之所以不惜降低綠營戰斗力來彌補養育兵的缺額,主要原因在于財政的困頓。有學者指出,道光時期國家財政“入者日少,出者日多”,甚至出現“內務府廣儲司向戶部銀庫撥銀730萬兩”的現象。[15]進入咸同時期,國家財政更是經常入不敷出,同治末年的“財政收入為7500萬兩,財政支出為8000萬兩”,財政赤字達500萬兩。[16]在此背景之下,清廷已經不能再添設養育兵。
          
          至清末17,京城八旗兵丁數為120 309人,其中養育兵數為32 730人(各旗詳細人數詳見表1和表2),后者約占前者的27.2%;各駐防八旗兵丁數為105 120人,其中養育兵數為8172人,后者約占前者的7.8%。[4]778-779就整個養育兵群體而言,其所占全國八旗兵丁比例為18%左右,足見其數量龐大。然而,此時清廷國庫空虛,八旗宗室所領到的俸銀和俸米只有原先的五分之一,更是無法滿足眾多閑散兵丁的開銷。[17]光緒三十三年(1907),養育兵制度正式被廢除。[18]696
          
          表1 清末京城八旗養育兵數量
          清末京城八旗養育兵數量
          資料來源:趙爾巽:《清史稿》卷130,中華書局,1976年,第3879-3889頁。
          
          表2 清末各駐防八旗養育兵數量
          
          資料來源:《清會典》卷86,第778-779頁。
          
          三、養育兵制度實施中的相關問題
          
          養育兵私逃問題。據檔案記載,從乾隆十年(1745)到光緒末年,養育兵逃跑的現象時有發生,其中甚至包括攜妻一同逃跑之人18。養育兵之所以逃跑,有的實為“病迷”19,有的則是單純“無故逃走”20。按照清制,凡旗人逃亡,需“投遞逃牌”,“在京者限五日;二百里以內限十日;四百里以內限十五日”,另需將旗人“逃自何處及日期、姓名、年貌、服色,并初次、二次、三次,有無攜帶軍器詳細聲明,咨刑部緝拿”21,養育兵自然也不例外。道光五年(1825)規定“另戶滿洲、蒙古、漢軍閑散旗人,初次逃走或實因病迷,一月以內投回者,免罪;被獲者,鞭一百,俱仍準挑差。如已逾一月,無論投回、拿獲及二次逃走者,均銷除旗檔為民,聽其自謀生理”[19]1278。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初九日,正白旗養育兵廣兒“無故初次逃走”,經查發現“廣兒年五十歲,身中面黃有須,麻頭無帶帽,身穿破藍布衫、白布褲、藍布夾襪、青布鞋,并無攜帶軍器”,隨后“咨行正白旗滿洲都統,轉行刑部督捕清吏司存記逃檔外,仍行戶兵二部,并知會提督衙門、順天府,再咨行都察院,轉飭五城嚴拿”22。最后,由于“養育兵廣兒逃走一月內并未投回,照例銷除本身旗檔”23。
          
          養育兵身份冒替問題。為便于統治和維護旗人利益,清廷對旗人的旗籍做了嚴格的規定。就整個八旗而言,清初規定“若無嗣人撫養他人之子,許報明本王、貝勒、該旗都統,送部注冊,增入本佐領壯丁數內;若私自撫養者,斷歸本宗”。乾隆四年(1739)又規定若旗人無子嗣,“不得過繼異姓以亂宗支”[20]394-396。就養育兵而言,清廷則規定“嗣后養育兵缺出,應裁者即行裁汰”,“儻有假捏冒領,即行參奏,將該佐領、參領、都統等,一并嚴加議處”[5]228。然而,嘉慶十二年(1807),養育兵中卻出現了“旗人內竟有本無子嗣,而抱養民人之子為子;亦有子嗣本少,復增抱養之子為子;煨休d入冊檔,冒領錢糧”的現象,且“內務府三旗尤甚”。為震懾這些投機取巧的旗人,嘉慶帝遂對“以李四之子冒名頂替”其已故之子的領催富興阿問罪,將其發往烏魯木齊充當苦差,以儆效尤,并強調“將各旗內有似此抱養民間子弟為嗣、紊亂旗籍、冒領錢糧者”俱照此嚴辦。[12]444-445即便如此,冒名頂替之風并未得到有效遏制。道光四年(1824),莊親王綿課等人查出馬甲花明阿之子養育兵英麟已故,卻隱匿不報,“冒領養育兵錢糧至六年之久”24。道光六年(1826),玉麟等奏,查出“養育兵存亮系民人姜福之子,經馬甲富明阿抱養為嗣”25。事實上,在這一時期,除養育兵之外,“失察抱養民人為嗣,各旗皆有”[21]125。據檔案記載,僅道光元年(1821)“八旗共查出抱養為嗣者官四十一員、兵兼十五、善射一名、副榜一名、兵丁閑散二千三百六十九名”26。旗人之所以抱養他人之子為嗣,無非是為享受八旗的福利,這種現象也折射出清中后期旗人生計的嚴峻。
          
          養育兵的生存問題。隨著養育兵數量的不斷增多,清廷的財政也不堪重負,養育兵的生活日漸窘迫。光緒二十一年(1895),“因粟米運收入倉太遲,該孀婦、養育兵等嗷嗷待哺,困苦情形有甚于就食粥廠之災黎者,無以糊口,各遂其生”,甚至出現“街巷號饑啼寒之饑莩,大半均系孀婦、養育兵之類”的現象27。為謀求生存,部分養育兵甚至走上偷竊、搶劫的道路。據二十三歲的正白旗養育兵全海供述,“本年正月間,我因貧偷竊,被獲送刑部,部里訊明將我銷除本身旗檔,編入民籍,交縣保釋。又于六月間,我因貧偷竊棉被等物,被獲送部訊明,將我以初次論,刺臂折責,交縣保釋出來。”令人咋舌的是,僅在八月間,其又因貧困,先后3次偷竊棉被褥、衣服等物以備花用28。在另一案中,鑲白旗養育兵全秀,因搶劫財物,先被銷除旗檔,后被斬立決29。養育兵之落魄與不堪由此表現得淋漓盡致。
          
          四、結語
          
          自養育兵設立之初,清廷就對其挑補原則和流程等相關問題做了詳細規定,目的自然在于規范養育兵制度。隨著旗人生齒倍增,清廷又采取了縮減錢糧、發商生息、精簡兵丁等措施來維系養育兵制度的發展。整體看來,養育兵的設立緩解了旗人生計壓力,補充了八旗兵額,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八旗制度的維護和完善30。
          
          值得思考的是,至清中后期,本意為解決旗人生計所設的養育兵竟然也遭遇到了生存危機,而養育兵丁的私逃、身份冒替、偷盜和搶劫等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無奈之舉。更為重要的是,養育兵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在整個八旗兵丁中都屢見不鮮。究其原因,客觀上是由于旗人數量過多,清廷財政短缺31,主觀上則與“旗人登臺賣藝,寡廉鮮恥,有玷旗籍者,免其發遣治罪,連子孫一并銷除旗檔”[22]969的規定有關。在此背景下,養育兵的數量雖越來越多,升補披甲的機會卻越來越少,因而才會出現五十歲的養育兵。加上清廷財力不支,養育兵的待遇越來越低,但又無法謀求新的出路,其最終只能私逃,乃至偷盜和搶劫。光緒末年,八旗子弟才正式走上工、農、商的道路。[23]341從某種意義上看,養育兵制度的變遷是整個清代八旗制度的縮影,有助于我們理解八旗的生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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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安雙成《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1991年第4期)一文對養育兵的設立、訓練及職能做了基礎性的闡述。方華玲《清代八旗養育兵制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一文對養育兵的選取原則、差役職能、錢糧、身份冒領、歷史影響等問題做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年)一書對養育兵制度也略有涉及。與這些主要著眼于京城養育兵的論著不同,任桂淳《清朝八旗駐防興衰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和定宜莊《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對駐防養育兵的情況進行了探究,且后者更為詳細。此外,還有一些論著集中于對整個八旗生計的探討,其中涉及養育兵的問題。如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等。諸如此類論文還有許多,茲不一一列出。
          
          2《題為查報康熙六十年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滋生滿蒙比丁數事》(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內閣滿文題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02-06-410-27。
          
          3(1)其后,教養兵改名為養育兵,但具體時間不詳。參見《清會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統·兵制·挑補養育兵》,中華書局,1991年,第12冊第152頁。
          
          4(2)據安雙成研究,雍正元年(1723),八旗滿洲占八旗男丁總數比例為23.4%;八旗蒙古占八旗男丁總數比例為8.9%;八旗漢軍占八旗男丁總數比例為67.7%。從中可知八旗漢軍占總數一半以上,但其養育兵數只有960名,不及總數的1/5。參見安雙成:《順康雍三朝八旗丁額淺析》,《歷史檔案》,1983年第2期。
          
          5(3)《清會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統·兵制·挑補養育兵》,第12冊第152頁。有關八旗戶籍分類問題,可參見劉小萌《清代戶籍中的旗下人諸名稱考釋》(《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3期)等相關研究,本文不就此展開討論。
          
          6(4)《清會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統·兵制·挑補養育兵》,第12冊第153頁。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時,“因旗奴生齒日繁,降旨將另記檔案及分記檔案之人出旗為民”。參見《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戶口·漢軍改歸民籍》,第12冊第85頁。
          
          7(5)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下旨“加恩此次陣亡兵丁內有子者,如已及歲,即挑補馬甲;其年未及歲者,不論大小,俱著挑補養育兵”。參見《清會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統·兵制·挑補養育兵》,第12冊第154頁。
          
          8(6)《兵部處分則例》卷58,道光朝刻本。
          
          9(7)部分官員因為加級記錄在身,本次處罰被抵銷。參見《為核議正白旗參領嵩齡等辦理挑補養育兵錯誤照例處分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內閣題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2-01-006-002446-0002。
          
          10(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23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10頁。道光十一年(1831),禮部左侍郎覺羅舒英則因“失察養育兵興成私自扣門一案,罰俸6個月”。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36冊,第74頁。
          
          11(1)《清高宗實錄》卷51,乾隆二年九月辛丑條,《清實錄》第9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862頁。
          
          12(2)依據《清高宗實錄》記載,方華玲認為將養育兵餉銀3兩改為2兩是在乾隆二年(《清代八旗養育兵制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但實際上該年只是提出奏議,直到乾隆三年才正式實行。另外,在《欽定八旗通志》《清會典事例》《清朝文獻通考》等史料中均將正式改餉銀日期記錄為“乾隆三年”。
          
          13(3)《清高宗實錄》卷435,乾隆十八年三月丙子條,《清實錄》第14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675頁。乾隆十三年(1748),正白旗養育兵馬蘭太因欠民婦5000文遲遲未能歸還,雙方發生爭執,馬蘭太失手將對方殺死,后被判決絞監候,由此可見養育兵生活的窘迫。參見《題為會審正白旗養育兵馬蘭太因被索欠爭鬧毆傷劉氏身死一案依律擬絞監候請旨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內閣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2-01-07-04891-003
          
          14(4)《欽定八旗通志》卷36《兵制志五·恩恤·八旗養育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冊第646頁。關于“勻出缺額五千四百四十名”的記載,《清會典事例》則另記為“應勻出五千四十四缺”(《清會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統·兵制·挑補養育兵》,第12冊第153頁)。究竟哪個記載是正確的呢?若按《欽定八旗通志》“勻出缺額五千四百四十名”的記載,乾隆十八年養育兵總數應為25 608名,但該書記載卻為25 212名,較前數少了396名。然而,5440減去5044,恰好是396。換句話說,《清會典事例》中的“應勻出五千四十四缺”才是正確數額。筆者認為,《欽定八旗通志》之所以會將數額寫錯,應是筆誤所致。與此類似,方華玲在其文章中將養育兵總數寫作25 222名(《清代八旗養育兵制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也是筆誤所致。
          
          15(5)《清會典事例》卷1140《八旗都統·優恤·老幼官兵俸餉》,第12冊第341頁。據《欽定八旗通志》卷36《兵制志五·恩恤·八旗養育兵》記載,“改鳥槍護軍及移駐熱河馬甲案內,共存米38 308.8石”(第2冊第647頁),而此時滿洲、蒙古無米養育兵的數量為20 315名。
          
          16(6)據光緒朝《清會典》記載,“滿洲有米養育兵12 664人,無米養育兵5428人;蒙古有米養育兵3279人,無米養育兵1224人;漢軍養育兵4813人,皆不給米”(《清會典》卷86,中華書局,1991年,第778頁)。滿、蒙、漢養育兵共計27 408人,然而該數額究竟是哪個時期的養育兵數量,《清會典》中并沒有記載,只是魏源在《圣武記》中將其時間限定為“乾隆后”。參見魏源:《圣武記》卷11《武事余記·兵制兵餉》,中華書局,1984年,第468-469頁。
          
          17(1)本文數據來源:一為《清史稿》,二為光緒朝《清會典》。由于二者并未標出明確時間(《清史稿》寫作“光宣之際”),本文只能籠統寫作“清末”。
          
          18(1)道光三十四年(1854)四月初十,正黃旗養育兵三兒(二十五歲)無故攜帶妻傅氏初次逃走。參見《為正黃旗養育兵三兒無故攜帶其妻傅氏逃走呈遞逃牌事》(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內務府呈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08-020-000316-0026。
          
          19(2)如乾隆十年(1745)時,鑲白旗滿洲都統巴燕何佐領下養育兵戴山(十九歲)、鑲白旗滿洲都統札郎阿佐領下養育兵得存(十八歲)均因“患熱癥閉汗,自家內跑出,遍處尋覓無蹤”。參見《為查明內務府各佐領管領下并無收留閉汗跑出鑲白旗養育兵戴山等人事》(乾隆十年五月初七日),《內務府呈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08-005-000001-0004。
          
          20(3)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戶養育兵李業(二十四歲)初次無故逃走。參見《為養育兵李業初次逃走知照一體查拿事致內務府衙門》(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內務府來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13-002-000454-0057。
          
          21(4)《清會典事例》卷1116《八旗都統·戶口·旗人逃亡》,第12冊第98頁。
          
          22(5)《為正白旗養育兵廣兒無故逃走呈遞逃牌事》(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內務府呈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08-020-000374-0033。類似例子很多,茲不一一列舉。
          
          23(6)《為抵扣逃走正白旗養育兵廣兒錢糧事》(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內務府呈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08-003-000179-0055。
          
          24(1)清廷最終決定將花明阿的馬甲身份革退,交刑部審訊,并將“嘉慶二十三年以后,失察之歷任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交兵部查取職名,分別議處”。參見《清宣宗實錄》卷70,道光四年七月辛未條,《清實錄》第34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12-113頁。
          
          25(2)清廷將“存亮革退養育兵、勒歸民籍,該族長等責革示懲,及該管參、佐領等分別議處”。此外,在清廷看來,“未經查出者,正復不少”。遂“再行申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務各嚴飭該管參、佐領等官,自行詳確查察。如有前此隱漏者,即曉諭該家屬自行呈報,毋得再有不實不盡。經此次查辦之后,如能立即呈首,尚可照原定章程辦理。儻敢始終隱匿,該管都統、副都統及參、佐領等官,仍毫無覺察,除將本犯從重治罪外,必將該管各員嚴行懲處不貸”。參見《清會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統·戶口·旗人撫養嗣子》,第12冊第91頁。
          
          26(3)《為查辦八旗抱養民人之子冒入旗籍事宜正紅旗滿洲冒入養育兵那凌阿系正黃旗包衣應照奏歸旗等事致內務府正黃旗》(道光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內務府來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5-13-002-000588-0075。
          
          27(4)《奏為各旗孀婦養育兵應領小甲米石春季遲滯不能給領請旨飭部變通辦理事》(光緒二十一年),《軍機處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3-6137-099。
          
          28(5)《正白旗蒙古養育兵全海因貧偷竊一案全海供單》(光緒朝),《刑法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16-01-001-000106-0031。類似情形在檔案中還有很多,茲不一一列出。
          
          29(6)《為報明將駁歸京旗養育兵全秀錢糧咨行京旗革退并銷除旗檔事》(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刑法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16-01-008-000102-0014。
          
          30(7)清末,部分養育兵甚至參與鎮壓義和團,可見其還是有一定戰斗力。參見趙爾巽:《清史稿》卷495,中華書局,1977年,第13677-13679頁。
          
          31(8)19世紀中葉起,清廷陷入了財政危機,并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濫發貨幣造成通貨膨脹;二是旗人糧餉被大幅裁減。后者直接影響旗人生計。咸豐十年(1860)起,八旗官兵實行減成發餉。其中,養育兵按五成實銀、二成錢折發放。換句話說,此時的養育兵只能領到原餉的七成。參見劉小萌:《北京旗人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5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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